把遗产保护和气候变化联系在一起，并不是一个全新命题。200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了政策文件，旨在搭建世界遗产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间的联系。2015年以来，世界遗产委员会也开始重视缔约国关于《巴黎协定》的落实，以降低气候变化对自然和文化遗产带来的风险。不过，相比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与气候变化的关联仿佛不那么直接，我们往往会关注到极端气候灾害对古建筑、古遗址等文化遗存造成的损失，却很少意识到这些灾害其实与气候变化这个命题是紧密相连的。许多人可能还未意识到，我们今天所探讨的气候变化，与历史上人类社会所经历过的气候变迁有着本质不同。大部分科学家已达成共识，在过去的150年里，我们所处的气候基本态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伴随工业革命的进程，大量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使用，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这种气体产生的温室效应，会引发一系列连带反应。根据预测，如果我们生活的地球较工业革命前升温达到2℃，将威胁整个人类文明，粮食、水、健康、土地、国家安全、能源和经济都会遭到破坏。文化遗产在这个背景下的处境可想而知，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实际上，作为文化遗产领域最重要国际咨询机构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也一直在努力推动各界关注气候变化对世界遗产的影响。2021年12月，该组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共同主办了“文化、遗产与气候变化全球联合会议”。这次会议是全球范围内以气候变化和文化遗产为主题进行的最高规格学术研讨，呼吁全行业关注文化遗产面临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也向社会表明：文化遗产是全球事务中的一项核心议题。

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化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也深度关切其中的遗产保护议题。在2013年发布的首部《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中，便明确要求“加强对受气候变化威胁的风景名胜资源以及濒危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国家文物局一直积极贯彻落实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着力探索构建文物防灾减灾体系，建立汛期文物灾情信息报告与应急处置制度，出台《关于加强桥梁文物防灾减灾的工作意见》等文件，对特定类型文物应对极端气候提出了指导意见。

不过，对于文化遗产工作者而言，因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影响还是让我们显得有些慌乱。这些年国内时常出现极端降水，此前应对雨患经验较少的北方也饱受灾患。去年，河南、山西等地强降雨对古遗址、古建筑、历史城镇带来了很大破坏，甚至有“中国旱极”之称的敦煌也出现了极为罕见的冰雹雨现象。如何妥善应对，我们尚缺少经验可以参考。

2022年4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2022：减缓气候变化》正式发布，除了再次通过实证表明全球温室气体年平均排放量处于人类历史上最高水平之外，还关注到了应对行动所带来的积极效果。报告指出，一些应对方案可以吸收和储存碳，例如在城市中形成公园和开放空间、湿地和城市农业的网络可以减少洪水风险和减少热岛效应，以及在钢铁和建筑材料生产过程中尽量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在此背景下，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积极呼吁，在文物保护工程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践行国家减碳目标，探索使用环保材料与技术，创造更多遗产保护与可持续、绿色发展有机结合的优秀案例。

中国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敬畏自然、融入自然、适应自然，是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中国考古和历史学者已经通过大量证据说明，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数千年来经历着气候的起起伏伏。中国古人也不断适应着这种变化，因地制宜创造适宜的生活方式。50年前，中国学者竺可桢就曾对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气候变迁做出过开创式论述。今天，尽管我们所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但应对气候变化的种种行动和举措，其实早已蕴含在我们祖祖辈辈适应气候和环境的智慧之中。

我们期待，广大文化遗产工作者与社会各界人士一道，携手努力，推动中国气候变化应对和遗产保护事业共同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作者：宋新潮，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2年4月18日11版

受气候变化影响完全干涸的伊拉克萨瓦湖

（图源：IraqClimate Heritage)

埃及亚历山大奎贝堡（摄影：Siam Diab)

雪后武当山

武当山太和宫三官阁

干旱环境下的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

受沙漠化影响的楼兰古城

洪雨影响下的临海古城墙

洪雨影响下的龙门石窟

沙尘暴袭扰莫高窟

清除莫高窟第194-196窟顶防沙墙积沙（1959）

除特殊标注，图片均来源于各遗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