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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文彬逝世 ,先生一路走好!

日期:2019-02-21 11:54:58 发布: 浏览: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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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20日中午12时31分,中国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中国博物馆协会原理事长、国际博协终身荣誉会员张文彬同志,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2周岁。

张文彬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9年2月24日(周日)上午九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  

张文彬同志千古!

张文彬,1937年7月生,山西浑源人。中共党员,1963年参加工作,大学学历,教授。

1958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

1963年任洛阳博物馆馆办负责人。

1966年在中共洛阳市委宣传部、洛阳博物馆、洛阳市文艺工作团、洛阳市文教局工作。

1974年任郑州大学历史系教师、副主任。

1983年任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

1986年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1990年任中共河南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校工委书记。

1996年1月任河南省人大副主任。

1996年5月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党组书记。

1997年至2002年任文化部党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2年4月至2008年12月担任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

2008年12月被推举为中国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长。

2013年8月被国际博协全体大会授予终身荣誉会员称号。

第9、10届全国政协委员,第10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

 

——延伸阅读——

张文彬谈博物馆与城市文化建设

2007年,张文彬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演讲时说:

在当今的城市文化建设中,博物馆需要在一种新的、最广泛联系的框架内重新思考它的作用和目标,但博物馆在帮助人们架起现实与历史之间桥梁,从而认识过去,把握今天,探索未来的重要作用和其公益性职能是不会变的。

同时,在城市新文化构建中,博物馆也必将起到各种文化融合和催化作用,成为促进文化理解,鼓励文化对话的重要渠道。

博物馆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加强博物馆建设,实现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也必将推动博物馆事业的新发展。(2007年6月10日)

张文彬:文质彬彬护文物

/ 谢文英 徐婉飞 /

□保护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绝不仅仅是文物部门和专家学者的事情。作为一名老文物工作者,我有责任让更多人认识到盗窃、走私文物犯罪的严重危害性,提高全社会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道德感和责任心。

□大运河的保护越早越快越好,力度越大越好。否则,那些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和自然生态环境就会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运河文化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会不复存在。

 

任职国家文物局局长

组织追回3000余件走私文物

1996年7月,刚刚走马上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就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文物追索之路。

1995年2月20日,我驻英使馆向外交部和国家文物局发回急电,称英国警方查获一批可能为中国文物的物品。经我国专家鉴定,这批文物大部分是近年来从我国境内盗掘出土的,其中很多珍贵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科学价值。年代最早的为新石器时代,晚至明清时期,中间几乎没有间断,时间跨度之长令人咋舌。

依照英国法律,对发生在其他国家的犯罪进行起诉是有限制范围的,审理此案的英地方法院决定不起诉走私犯罪嫌疑人。查扣文物的英警方也称如果我方不介入民事诉讼,按照英国法律,其必须把查扣物品退还犯罪嫌疑人。由于英国没有参加《文化遗产公约》和《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公约》,所以拟放弃追查。一时间,走私犯罪嫌疑人气焰格外嚣张,我方追索工作变得异常艰难。

双方处于僵持阶段,张文彬借率团参加伦敦大英博物馆举办中国文物展开幕式之机,专程拜会了英警方有关负责人,了解案情进展,并郑重表示:英国虽未参加有关返还走私文物的国际公约,但作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一员,英警方有责任、有义务协助破获这一非法走私文物的犯罪案件,希望双方共同合作,打击文物走私犯罪活动。

回国后,张文彬立即向国务院和文化部作了汇报,引起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务委员李铁映指示国家文物局要“千方百计,追还文物”。在国务院办公厅的部署安排下,很快成立了由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国务院港澳办、最高人民检察院、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等单位有关人员,以及著名法学家、律师共同组成的“追索英警方查扣走私中国文物工作小组”,张文彬任组长。

经多方努力,追索小组于1997年1月决定,以英地方法院蔑视中国国家豁免权为由,由代理律师向英方提出将此案移交英上诉法院审理的要求,从而迫使英地方法院作出决定:冻结全部文物、直到中方正式参与民事诉讼时为止。在这种情况下,英主要犯罪嫌疑人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谈判进展十分缓慢。张文彬经请示国务院和文化部领导,审时度势,在部署有关部门加紧展开案件取证的同时,积极组织制定具体可行的谈判方案。1998年1月24日,双方达成协议:对方承认全部文物的中国所有权。3000多件(套)走私文物终于在1998年4月回归祖国。这也是我国首次以法律武器为主、外交等手段为辅,与国际文物走私团伙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对当前国际范围内走私中国文物犯罪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震慑作用,维护了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

坐在干涸的大运河上,张文彬表情凝重

 

南水北调文物告急

牵头提案急吁保护

这次胜利,使我国打击文物走私犯罪的战线延长到国境之外,但张文彬断言:文物保护的主战场仍在国内。不断加强人们对文物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是整个文物保护战的攻坚任务。

2002年12月27日,长江下游扬州段至天津的东线工程开工,南水北调工程拉开序幕。与此同时,一场文物抢救战也擂起了战鼓。满头银发的张文彬注视着地图,呈现在他眼前的是工程所经区域蓄含的文物宝藏:

南水北调涉及中国古代文化、文明的核心地。其中中线工程总干渠连接着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楚文化、燕文化等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区域,是古人类生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丹江口水库二期工程淹没区,仅已知的需要抢救保护和发掘的文物点就有200多处。据估测,工程开工后,水库正常蓄水位将从现在的157米提高到170米,淹没范围将扩大约370平方公里。170米水位淹没区内的古墓有近万座之多,这意味着,从远古人类化石遗址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武当山部分古建筑群等珍贵文物所在地,都将被永久淹没。

沿线的文物保护部门节节告急,文物岌岌可危。张文彬意识到,这将是继三峡工程之后的又一场文物大抢救。

早在本世纪初,张文彬就部署国家文物局和有关省市文物局,着手南水北调和西气东输工程的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的前期准备工作。2004年7月,他又和现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等同志共同起草提案,联名4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迅速关注此事,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文物。

该提案称:按照现行法律,任何一个建设项目开工之前,都要进行文物分布调查,在调查基础上对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勘探,根据勘探结果进行考古发掘,发掘结束后根据结果决定是否进行基本建设施工。然而,南水北调工程前期论证阶段,文物部门没能充分参与。在渠线设计中,虽然设计单位已经注意避开一些重要文物点,但是总干渠渠线的设计并没有征求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的意见,南水北调总干渠的文物调查工作迟迟没有落实。加之过去文物调查依据的材料不全面,致使文物调查和保护难度空前巨大。这在三峡工程中已有前车之鉴。

按照计划,2006年库区大坝全库蓄水,2008年向北京正式供水。对于水源库区来说,只剩下两年时间,所有居民搬迁、文物保护等任务都必须在此间内完成。南水北调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越发紧迫。

“三峡考古是中国最大的文物抢救工程,由于工作量过大,给文物部门预留的工作时间过短,留下诸多遗憾。如今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工程又面临这种困境,令人痛心!”尽管如此,张文彬还是对政府相关部门寄予厚望:吸取三峡工程在文物保护方面的经验教训,建议在大型基本建设项目前期调研环评阶段建立文物评估制度,文物部门应当提前参与,尽最大努力确保祖国珍贵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

在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下,文物保护抢救工作进展顺利。截至2005年底,共完成发掘4.41万平方米。其中,刘庄遗址因填补了先商文化发掘研究工作空白,荣获“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8年9 月3日, 张文彬在陕西乾陵

视察指导文物保护工作。

文化遗产不是城市发展的包袱

而是城市发展的资本和动力

无论是追索文物,还是文物抢救,都不是轻松的话题。在与张文彬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遗憾、痛心和无奈的情绪,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

2007年,张文彬随同全国政协考察团考察大运河时,看到由大运河衍生的官仓、会馆、驿站等古建筑,有的被岁月抹去迹象,有的在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中被“改头换面”,甚至毁坏殆尽。部分古运河河道以及与运河相关联的古代水利建筑,如船闸、堤岸、桥梁、码头等,均遭到不同程度的“建设性破坏”。附着在运河两岸及河上的民俗风情、民间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散落在民间,逐渐消失……

考察团成员焦急地呼吁:大运河的保护越早越快越好,力度越大越好。否则,那些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和自然生态环境就会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运河文化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会不复存在,这将是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2007年,被称为“京剧之家”、具有300年历史积淀的广和戏园(广和楼)及其周围庭院、店铺等,在北京前门大街的改造中被夷为平地。谈及此事,张文彬无奈地感慨:“又一个文化瑰宝消亡了,再复建也不过是一件假古董而已。”

“北京是我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城市之一,迄今已有3000年的建城史和800年的建都史,其都城规划之严整,建筑之雄伟、规模之宏大,堪称中国古代都城乃至世界都城建设之最。但我们今天看到的也只是一些局部点线,很难完整感受到这座古城杰作所蕴涵的东方韵律之美,这是历史的遗憾。”张文彬忧心地说,现在很多地方借“加快旧城改造,改善人民生活”之名,大拆大建,不该拆的拆了,不该建的建了,很少顾及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文化遗产严重受损,城市文化内涵和历史时代的物证,像建筑垃圾一样被清理出城市!而盲目建设的“仿古一条街”、“巴黎广场”,使建筑的民族传统、地方特色不断消失。

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历史文化名城更可想而知了。在城市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发生矛盾时,该如何面对呢?张文彬一直在思考。

2000年,发生在广州的城市建设重要文物建筑移动保护事例,让张文彬看到了希望。当年,广州市康王路要拓宽路面70米,清雍正时期著名的中外丝业公会“绵纶会馆”正处在要拓展的路面中央,是拆迁异地重建,还是改道绕行,困扰着文物部门和市政建设单位,经双方协商,反复论证,最终采取了整体平移方案。施工部门精心组织、文物部门全力配合,原会馆主体建筑被加固平移,顺利完成了整体平稳搬迁,既拓宽了路面,支持了城市建设,又保护了文化遗产。

张文彬坚信,文化遗产不是城市发展的包袱,而是城市发展的资本和动力。只要决策者对文化遗产有正确的态度和认识,就会妥善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建设的矛盾。(来源:检察日报2008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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